晚明书画作伪现象普遍，技术精湛，为世所共知。书画作伪现象古己有之，唯独在明代愈演愈烈，这与巨富倾力购藏书画作品密切相关。在利润的驱使下，书画作伪手段越来越高超。本期与读者分享晚明的江南文人如何鉴藏投资。
晚明书画造假作伪之风盛行的同时，书画鉴定专家也应运而起。这时期随着江南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，出现了一大批有名的鉴藏家，如文征明父子、冯梦祯、李日华、项元汴家族、汪砢玉、吴其贞、董其昌等人。
故沈德符道：“嘉靖末年，海内宴安。士大夫富厚者，以治园亭，教歌舞之隙，间及古玩。”他们之间相互联系与交往，并伴有艺术品交易，共同组成了江南地区的鉴藏家群体。
然而，经济的繁荣促使鉴藏家群体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阶层，使得购藏者不再限于上层的达官显宦、富商大贾，一般的文人士子、普通百姓、僧人甚至奴仆也热衷此道。明人沈春泽在为文震亨《长物志》所做序中就有云：“近来富贵家儿，与一二庸奴钝汉，沾沾以好事自命。”看来受主人收藏活动的熏染，这些奴仆在潜移默化中也懂得了书画之道。
晚明江南书画鉴藏家
冯梦祯是明末江南地区较为典型的文人鉴藏家之一。冯梦祯(1546一1603)，字开之，浙江秀水人。万历五年(1577)会试第一，选庶吉士，除编修。他因反对张居正“夺情”而被免职，从此归隐于西湖孤山之麓，过得逍遥自在的生活，闲暇之余以游乐和文字为消遣，流传有《快雪堂日记》、《六研斋笔记》等著作。正如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所说：“冯公儒雅风流，名高三席，归田之后，闲娱情声伎，筝歌酒宴，望者目为神仙中人。”他在当时杭嘉和苏南一带被称为“风雅教主”。
冯梦祯在书画史上是有☆ 董其昌 仿古山水图 名的鉴藏家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收藏的一张名画――王维的《江山雪霁图》。这是那个时代屈指可数的王维真迹。刚开始可能是为了分享和获得认同，冯梦祯几乎向每个来访的客人展示这张画。如万历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与客同披王维江山雪霁图卷”，七天后“同书宗来，寓斋中，午后同观王维雪霁图”。弄得满城风雨，冯氏因此在当地声名大噪，从而引起了董其昌的注意，亲自写信欲索观《雪霁图》。五个月后冯氏“得董玄宰书，借王维卷阅，亦高兴”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董其昌是当时最权威的鉴定家，如能得到他的肯定和题跋，书画作品不仅能流传千古，而且价值也会成倍上升，所以冯氏非常爽快地答应了。
在万历二十三年十月之望，董其昌极为庄重地拜观了王维的《江山雪霁图卷》，并写下了五百余字的著名长跋，认定此图卷是王维传世的唯一“真迹”。这也是一篇光彪中国绘画史的重要文献。而当董其昌第二次看到此画时，是在九年后，也就是快雪堂落成的万历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那一天。董其昌病发疟疾，住在杭州昭庆寺养病，无聊之余，写信给冯梦祯借医书，并提到了《江山雪霁图》。五天之后，冯派人给董氏送去了王维《雪霁图》、《瑞应图》和小米山水三幅。董其昌观赏过后又写了一大段题跋，言语中念念不忘此图。
从这段交往来看，冯氏的这张王维《雪霁图》对董其昌“南北宗论”的提出也不无影响，而董其昌与江南的鉴藏家群体亦有很深的渊源。据任道斌先生考证，董其昌一生中来到作为江南区域中心的杭州达十八次，除了游山玩水外，大部分时间会见杭州地区的鉴藏家，相互品评字画。因此他对于杭城来说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，是他让冯梦祯及其《雪霁图》“名著东南”，从而引来众多好事者前往邀请、鉴定和索画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如《快雪堂日记》所述：“赴高深甫之约，再见开皇《兰亭》，成国家物品，在诸本之上，与赵魏国临本伪迹同卷，深甫云以三十金得之。又《黄庭》，亦佳本，后一二十行乃别本缀上者。”此外，还有一些鉴藏家拿来家藏让冯给予品评：“连日旭公出所藏法书名画见示，多有佳者。”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鉴藏家之间相见还有携带书画古玩的习俗，冯梦祯在家时，就有“吴康虞来，持李龙眠《大阿罗卷》见示。徐季恒持闽人方孝谦宋砚二枚见示” …… 这方面内容不胜枚举。这种鉴藏风气使书画作品得以共享。他们之间围绕藏品，翰墨往来，互通有无，鉴真驳伪，无形中构成了一个以品鉴书画为主的文化圈，这对鉴藏家的审美眼光和鉴赏水平的提高不无好处。
作为鉴藏家外，冯梦祯还拥有多重身份。他是嘉兴鉴藏家李日华和收藏巨富项元汴儿子项又新的老师。李日华2 3岁时入他门下学业，学习之余，经常一起游玩于西子湖畔，参加冯梦祯的朋友集会，其中鉴赏书画是集会的内容之一。杭州水路商运发达，李日华曾多次从嘉兴来到杭州，有时是陪儿子过来应试，在杭城会住一段时间。这期间，他会见了杭州众多的鉴藏家，亦逛当地的书画古玩市场。由于品赏书画成风，冯氏还将家藏名迹《唐陆柬之兰亭诗五首》当作礼物，赠送给自己的学生项又新。李日华对此事有详细的记载：“《唐陆柬之兰亭诗五首》后以三十金归其弟又新。又新游太学，又以奉冯司成。”
除了像冯梦祯这类文人鉴藏家之外，江南的书画鉴藏家群体还包括徽商，他们也是这个群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居住在杭州的徽州富商汪汝谦(字然明)在当地的鉴藏家群体中颇有名望。他是位风流才子，社会交际十分广泛，和名妓柳如是的交情不一般。陈寅恪先生撰写的《柳如是别传》，就用了不少的篇幅考证汪然明和柳如是的关系。此外，汪汝谦还和当时江南知名的书画家陈继儒、董其昌、陈洪绶、曾鲸、谢彬、邹之麟等皆有交往。董其昌称他为“西湖寓公，风雅盟主”，并曾在《墨禅轩说》中提到汪汝谦：“周生坐拥万卷，博雅好古，尤精八法。余老矣，黄山胜游，不复可续，周生绕济胜之具，新安江清浅见底，昨锰顺流，至我谷水只数日间，若与汪儒仲乘与一来，观兹真迹，所谓读十年书，不如一日诣习主薄者也，周生以为如何？”文中提到的汪儒仲，指的就是汪汝谦，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一般。汪家中收藏有大量书画和古玩，吴其贞就曾在其家观赏赵千里《明皇幸蜀图》，并称汪然明为“款西丛睦坊世家也，子登甲榜。为人风雅多才艺，交识满天下，士林多推重之”。之后吴又于清初顺治年间，同陶康叔和唐云客在汪然明的家中观看了高德符《暮江渔父图》和蔡汴《衢山帖》等书画。钱谦益与汪然明为挚友，他曾说“新安汪宗孝收藏金石古文法书名画彝器古玉甚富”，可见汪氏书画古玩收藏之丰厚。
汪然明的藏品颇有规模，其收藏的书画古玩等艺术品种类多样。汪还将董其昌、黄汝亨等名家的翰墨加以整理摹拓，编订为《朱尊楼帖》。
汪汝谦只是徽商鉴藏家中的一分子，另有吴廷(又名吴国廷)，字用卿，新安巨富，收藏历代法书名画甚多。万历三十二年(1604年)五月，徽商吴廷携《宋米南宫书诸体诗卷》真迹至西湖，与董其昌所藏名迹交换：“甲辰五月，新都吴太学携真迹至西湖，遂以诸名迹易之。”董氏在易得米书卷后题跋其上云：“……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！然复自宽曰‘米家书得所归’。太学名廷，尚有右军《官奴帖》真本。”从中可以看出，这些徽商之所以能得到董其昌的青睐，就是因为他们既有丰富的收藏，又有一流的藏品，并以此为纽带，拉近了与董其昌的距离。同时，也说明他们具备了艺术品交易和精品升值的意识。因此，生活在江南这样一个艺术品市场如此炽盛、鉴藏风气如此流行的区域中，这些富商的收藏与其说是出于个人强烈的兴趣，还不如算是出自构建风雅生活以及结交名士的需要。
江南发达的书画市场，使得官宦阶层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鉴藏群体中来。吴其贞曾在杭城卞公之行馆观看了刘松年《竹楼谈禅图》、李昭道《记戴图》、马远《观泉图》和燕文贵《柳荘观荷图》等，并称卞公“为人率真，性好古玩，目力过人。数日中无物鉴赏，神情如有所失”。吴经常与官僚收藏家打交道，在各个阶层中穿梭自如。他在《书画记》卷五中记载了用“捷径”造就出一个“收藏大家”的奇迹：“扬州通判王公讳廷宾，字师臣，三韩生员，入旗出仕，官至山东臬司，降扬州通判。……于是未几一周，所得之物皆为超等，遂成南北鉴赏大名。公之作用，可谓捷径矣！”反映出当时官僚参与收藏活动的盛况。
此外， 普通百姓亦加入到了收藏家行列中。李日华在《味水轩日记》中就提到一位在西湖岳庙前开古董铺的布衣之士项宠叔。事实上，像这类作为普通百姓而收藏古玩字画的，他们的购藏动机更为多样，既有赏鉴爱好的成分在内，也不能否认他们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。明代中晚期以来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购买书画也被看成是一种经济行为，因此抱有这种双重目的人应该不在少数，也不能排除其收藏的书画作品之多之精。如姚际恒，就将其家藏书画编为《好古堂家藏书画记》，可见家族藏品之丰。另有清初时，吴其贞曾在杭州施四老家中买到了宋徽宗的《金钱羁雀图》，并认定是真迹。他这样说道：“凡徽宗画有十八九出自捉刀人，不过自题识、花押、着玺尔已，惟此图有“大观通宝”四字，是徽宗本色，可见为的笔无疑。此图在丙午秋七月五日，偶获于杭州城九曲巷施四老家”。从中反映出普通百姓收藏书画已是习以为常之事。
江南地区寺庙众多，其僧人也有相当的收藏。在《味水轩日记》中，便有居住在杭州的僧人印南，持藏品在万历四十年，经过别人引荐来到嘉兴，请嘉兴的鉴藏家李日华鉴定。在此后几天，印南僧拿来更多的书画作品到李日华的居住处，这些藏品均为其祖师(号桐石)购藏。这时期寺庙有不少藏品，李日华就曾经与别人同往寺庙观看藏品。寺庙收藏活动由僧侣负责，僧人为保证藏品的质量，与鉴藏家们往来是自然的事。这时期文人和僧人在书画上的交往可谓频繁。
从以上分析可见这一时期鉴藏家群体之众。他们之间相互走访，共享书画，并时常也有交易。他们对所藏书画不再“束之高阁”，而是愿意与更多志同道合者一起品鉴，使得鉴藏家或画家有机会观赏、临摹古代书画真迹，相当于承担了开放式博物馆的功能。这或许就是那个时代文人鉴藏家特有的生活方式吧。
书画的作伪与鉴定
这时期江南地区的作伪现象异常突出，其手段主要有临摹充真、割裂分装、添加名款、残缺补全等，可谓花样百出。
添加名款就是用改头换面的方法，以挖、改、拆配、割裂等手法，改变书画真迹的名款印记，把小名家名款改为大名家，将无款书画改为有款者的名家之作，把时代晚的改为时代早的。
临摹充真，就是完全按照原本复制，以复制的副本冒充前代大家或同代名人原作，这于书迹、工笔画法的绘画为多。“临”，即对着原本临写，多用于用双钩填写的摹制方法难以奏效的写意绘画。“仿”，即模拟某家笔墨与构图等技法特色和作品风格自行制作，并无范本依据。这种手法需具备一定技艺，所作行笔虽较自然，但容易暴露仿者本来面貌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请人代笔的。一些大名家应接不暇，多请人捉刀，加自己的款印行世。朱朗、钱谷、文彭和文嘉常为文微明代笔作书，周臣为苏州画家唐寅代笔作画。启功先生《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》一文说，为董其昌代笔作书的有昊易，代笔绘画有赵左、沈士充、叶有年、杨继鹏、僧坷雪、李流芳等多人，是明朝代笔书画最多的。
这时期做伪还有个突出的现象，即做赝品还有地区的特色，如苏州片、扬州片、河南造、长沙造、广东造、北京后门造等。其中尤以明万历前后的江南苏州地区最盛。苏州片以绢本工笔设色画居多，制品流散至全国各地，所署名款包括李思训、赵伯驹、仇英等历代大家，所伪本大多有底稿，尤以仿仇英作品的为多，摹自仇英稿本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作伪如此猖狂，令沈德符感叹不已：“赏识摩挲，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，波靡于新安耳食，诸大估曰千曰百，动辄倾囊相酬，真赝不可复辨，以致沈唐之画，上等荆关；文祝之书，进参苏米。其敝不知何极。”可见江南的作伪十分泛滥。
作为当时江南古玩交易中心之一的苏州地区，作伪已成专业化和家族化，当地的伪作大量流入杭州市场。如李日华《味水轩日记》有云：“十日，王丹林从武林回，来谒。云余向于僧宗朗处所见阁帖，乃阊门专诸巷叶氏所造，果中余摸索矣。”另有味水轩日记中说：“万历四十一年十六日，晴，夏贾从杭回，袖出一物，乃拾入土碎玉片琢成琴样，高五尽，阔二寸五分，厚三分，盖好事者用为臂阁之玩物。贾曰：是三代物，侯伯所执圭也。不知圭形锐首平底，典重之极，岂硗薄若是，又何用肖为琴形耶？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，纨绔子弟翕然成风，不吝金帛悬购，而猾贾市丁任意穿凿，驾空凌虚，几于说梦。昔人所谓李斯狗枷，相如犊鼻，真可笑也。”一定程度反映了杭州赝品的泛滥。
苏州阊门专诸巷就是专门制造赝品的基地。《万历野获编》中说：“骨董自来多赝，而吴中尤甚，文士皆借以糊口。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，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。至王伯毅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！”道出了苏州作伪的猖厥。
鬻古之风的盛行，致使缺乏鉴赏眼光的徽商屡屡上当受骗。著名文人鉴藏家李日华就指出：“自作赝物售人，歙贾之浮慕者尤受其欺，又有苏人为之搬运，三百里内外皆其神通所及。”看来此类事情之所以发生，另一缘由便是杭州和苏州地区作伪的猖厥，这也是艺术市场繁荣到一定程度的表现。
既然伪作这么多，就有人专以此而出名。沈德符就曾揭露了吴希元曾以重金买得一幅赝品的事：“祭酒身后，冯长君以售徽州富人吴心宇(新宇)，评价八百金。吴喜慰过望，置酒高会者匝月。今真迹仍在冯长君。盖初弩时，觅得旧绢，倩嘉禾朱生号肖海者临摹逼肖，又割董跋装被于后以欺之耳。今之赏鉴与收藏两家，大抵如此。”这里提到的朱肖海，便是嘉兴地区的书画作伪高手，李日华也被他骗过一次。李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余前所见冯权奇家白香山书楞言经本张即之笔。朱(朱肖海)为补款，并作铁崖跋。跋语则出冯手构。余固疑其类即之，诸跋忽未察耳。”朱肖海帮着冯梦祯的儿子冯权奇伪造了白居易《楞言经》，骗过了嘉兴鉴定高手李日华，又为他作王维《江山霁雪图》的伪本。
李家和冯家不仅有师徒之谊，还有沈家在中间联姻。沈凤娶的是冯梦祯的女儿，沈凤的哥哥娶的是李日华的女儿。有这层关系在，冯权奇还是骗了李日华。后来李日华编写的崇祉《嘉兴县志》“画家”传中还是给朱肖海说了好话：“朱实，别号肖海，摹古有绝技，凡古人法书名画，临摹逼肖。云间董宗伯其昌，号法眼，亦时为所惑，但方朱仙人以神之而已。实与弘泽同为万历时人，雅相善，各制扁舟，共泛花月，超然有尘外之致，时人目之水仙云。”这足以看出，同样作为文人，他们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，同时反映出当时伪作之风的盛行。赝品如此泛滥，也令冯梦祯感叹不已，他曾“过文昌祠，秀公邀入茶，索阅《理宗御容》及《家庆图》”，并认为这些画作“俱近代赝笔”。
在书画造假作伪之风盛行的同时，书画鉴定专家也应运而起。因为书画艺术品的流通，古董商贩是脱离不开鉴赏家的。一幅法书名画或一件宝器名物，一经鉴赏家品题，顿时身价百倍。至于伪作赝品，则悉数归入烂纸。所以古董商贩对鉴赏家之门，历来都是趋之若鹜的。在万历四十一年六月七日，方樵逸就引来新安客胡长卿来见李日华。胡向李日华出示元人杂迹一卷，内中包括鲜于枢草书《归去来辞》、袁桷词翰、赵孟钚惺楹陀嚆诘仁衷ā＠钣诎嗽掳巳瘴で浒洗司怼
